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从宪法上的公共财产角度出发就可以推导出对这部分国家财产加以规制的宪法要求： 图1 (外部)民事使用之公物 对于公共用物(Gemeingebrauch)，如果超越公物设定(Widmung)之目的，亦须许可方能使用，比如对道路的使用不以通行为目的，而是在道路上设置自动售货机等就须特殊许可。如果将国家所有与公共财产联系在一起，则可排除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有学者已经指出，所有公共财产的形成、运作、消灭、保护等等各方面，都是依据公共权力的，在民法意义上可以成为权利，以宪法意义而论，现代公法上的国家或政府无权利，政府对于公产的所有和管理，是政府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但绝非权利。

很少会有人反对，法学需以概念为基础进行讨论，但法学中需要什么样的概念却备受争论，社会中的生活事实很少能与逻辑僵化的概念范畴完全吻合，而概念也很少能完全涵盖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生活事实，比如住宅就很难通过逻辑性的概念清晰界定出来，生活事实始终是复杂多变的，人们时刻需要面对类似商住两用的房屋、[19]学生宿舍、流浪者栖居的桥洞以及新出现的房车是否属于住宅等不断变化和翻新的问题。(二)作为宪法类型的国家所有 上文在宪法变迁的背景下，概括性地梳理出宪法中国家所有类型的基本特征。重要性、稀缺性、规模经营性就成为界定宪法自然资源概念的标准。[26]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进一步说，国家财产本质上根本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即一种权力表现，[12]这恰当表述了公共财产的规范逻辑。

对于国家所有之物而言，公共目的是附着于该物之上的，因此需要对于该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加以公法规制，而不论是由谁实际占有该物或者经营该物。对此所存在的最为朴素的疑问是，既然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为何全民不能无偿使用自然资源，为何石油、天然气甚至水电等资源其价格不断上涨？要想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中国自1978年之后的社会转型谈起，中国从计划经济式的全权国家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保障国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在原来全民所有制和国营经济的体制下，国营企业的活力难以被激发，国家统得过多、体制僵化、承担过多的计划指令任务、无法从经营中获益等都制约了国营企业在经营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这种体制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充满了浪费、效能低下等问题。为了强化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解释功能，1974年第74－904号宪法性法律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增加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为提请解释主体，旨在强化宪法解释提请的动力机制，这一改革增强了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解释方面的活力。

尤其是在2008年改革以来，宪法委员会作为基本权利保障者的身份更加突出，因为增加合宪性先决程序的目的本身就是保障基本权利，这一解释程序的提请主体是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个人，提请解释的对象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尽管法院处理的主要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并且其侧重点明显在于书面陈述的法律解释，但宪法法院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此地涉及到公共利益，以致于只能以公开程序作出裁决，因为这些公共利益只有在公开的程序中才能得到保证。据此，法国宪法既包括1958年宪法中的国家权力规范，也包括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自由权与政治权规范、1946年宪法序言中的社会权规范和2004年环境宪章中的环境权规范。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与普通诉讼中的具体案件相结合，使宪法委员会在解释宪法时必须结合具体案件，在从抽象向具体转化的过程中，解释的随意性逐步下降。

因此，当事人提请宪法解释的动力是无穷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总统在1974年发起修宪，最终成功将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也纳入提请解释主体。

在与普通法律问题直接关联时，宪法委员会必须通过更专业的说理来说服司法法官和行政法官，必须回应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具体法律问题，也必须维持宪法以及整个法律体系的技术融贯性。在2008年改革以后，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解释进一步突出法律方法并更为专业化，说理和论证更为充分，政治性的随意色彩进一步淡化，解释决定的篇幅也日益增长。在1974年改革实施以前的十几年时间内，依申请的宪法解释程序只启动过9次，其中3次由参议院议长提出，6次由总理提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连1次都不到，因此，依申请的宪法解释程序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自2010年实施至2014年底，宪法委员会在合宪性先决程序中基于个人违宪抗辩作出的宪法解释达381件，约是同时期国家机关提请解释的5倍。

以基本权利规范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宪法说理必然更为专业，基本权利的判断方法在论述上是必须精耕细作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宪法委员会的解释对象只能是国家权力条款，宪法委员会只能通过宪法解释来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1958年宪法为宪法委员会设置了两种宪法解释程序：一种是强制性解释程序，议会通过的组织法在公布以前和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程在实施以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以宣告其是否符合宪法，在此种情形下，宪法委员会必须对相关宪法条款进行解释。因此，1958年宪法序言所宣告恪遵的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以及2005年修宪所增加的2004年环境宪章，都应当是宪法解释的对象。

按此标准，法国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较为落后。自1971年结社自由案以来，随着宪法委员会将基本权利规范纳入解释对象的范围，前述情形有所改观。

除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外，宪法委员会还承担了大量的政治性职能，例如，监督总统选举和议会议员选举，并审理相关选举纠纷，监督全民公决的正常进行，宣告投票结果，宣告总统不能视事，和对特定政治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宪法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解释结论的说明和论证，在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过程中，宪法委员会广泛采纳了比例原则的三重审查基准，运用了保留解释的技术（即法律只有在保留的含义范围内才是合宪的，因此就是所谓的合宪性解释）。

按此标准，宪法委员会早期的宪法解释在总体上是极为落后的，它更像是一个随意的政治决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享有提请解释权的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几乎总是由多数党充当，而多数党自身往往也是议会法律制定的主导者，他们自然不会对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提出宪法疑问，所以1958年宪法最初设计的依申请解释程序因未契合政治背景而动力不足。只有在开放和透明的宪法解释程序中，宪法对话的参与才是可能的。根据1958年宪法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由两部分成员构成：一部分是经任命产生的9名成员，任期9年，不得连任，每3年改任三分之一的成员，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各任命三分之一的成员，其中宪法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任命。在2008年改革之后，宪法委员会新增的合宪性先决程序已经在朝着开放和透明的方向转变。在此意义上，法国宪法解释机制是跛足的，远远不能达到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

这表现在，宪法委员会的解释决定缺乏充分说理，更谈不上科学解释方法的运用，因此，宪法委员会的解释决定通常篇幅极短，很多决定连一页A4纸都填不满，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被宪法条文的列举、最后的解释决定占据了。这种设计在宪法解释机制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搭建了一个连通器，宪法委员会的释宪职能进一步焕发出新的活力。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2008年以前的解释机制是一种事前和抽象解释机制，尤其是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以前只解释国家权力规范。在落实2008年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是动力不足，而是动力过剩，因为动力过剩会带来大量的宪法解释提请，严重超出宪法委员会的负荷，所以，落实2008年改革的组织法最终采纳了过滤和筛选机制，将个人的释宪提请仅作为一种程序上的违宪抗辩，并对其进行适当限制，只有经普通法院认定为重大、新颖且与普通诉讼直接相关的违宪抗辩，才能移送宪法委员会，以便维持良好的宪法解释秩序。

时至今日，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已是宪法解释机制的压倒性主题。一是新增了第三种宪法解释程序，即合宪性先决程序，在普通诉讼程序中，若认为法律之规定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侵害，可经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向宪法委员会移送宪法审查申请，由宪法委员会在确定期限内予以裁决，在宪法委员会阐明宪法含义并解决普通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后，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再继续审理普通法律诉讼。

在解释对象上：从偏重国家权力条款到偏重基本权利条款 通常来说，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全部宪法条文，因此，从序言到正文在内的每一个宪法条款中的概念、语句甚至标点在案件所及的范围内都应当具有解释的可能性。在解释程序上：从秘密和封闭到开放和透明 通常来说，宪法解释机关应当遵循开放和透明的程序进行宪法解释，原因在于，宪法解释不只是通过法律方法来阐明宪法的含义，更是整个国家进行法律商谈和政治整合的过程，用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的话说就是，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这给依申请解释程序带来了有效的动力机制，因为议会中的少数派可以较便利地通过60名议员来对议会多数派主导通过的法律提出宪法疑问因此，最初的宪法委员会其实不是一个专职的宪法解释机关，而是一个政治机构，并且它作为宪法解释者的角色并不突出。

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宪法委员会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不仅包括1958年宪法正文，还包括1958年宪法序言，即序言是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为解决这一问题，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总统在1974年发起修宪，最终成功将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也纳入提请解释主体。

这给依申请解释程序带来了有效的动力机制，因为议会中的少数派可以较便利地通过60名议员来对议会多数派主导通过的法律提出宪法疑问。在历史发展中，法国宪法解释机制呈现出提请解释主体扩大化、解释对象扩大化、解释方法专业化和解释程序开放化四个基本趋势。

但法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形，即1958年宪法本身只是一个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章程，其全部内容几乎都是为了在法国背景下设置国家机构并对其进行权力分配，它只是在序言中宣告恪遵1789年人权宣言所确定和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与补充之人权原则。在与普通法律问题直接关联时，宪法委员会必须通过更专业的说理来说服司法法官和行政法官，必须回应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具体法律问题，也必须维持宪法以及整个法律体系的技术融贯性。

在解释对象上：从偏重国家权力条款到偏重基本权利条款 通常来说，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全部宪法条文，因此，从序言到正文在内的每一个宪法条款中的概念、语句甚至标点在案件所及的范围内都应当具有解释的可能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2008年以前的解释机制是一种事前和抽象解释机制，尤其是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以前只解释国家权力规范。只有在开放和透明的宪法解释程序中，宪法对话的参与才是可能的。以1971年为分水岭，宪法委员会实现了从权力分立的维护者到基本权利的保障者的身份转化。

从功能上看，宪法在规范国家权力以外，更需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宪法解释也应当承担调整国家权力和保障基本权利的双重功能。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宪法委员会的解释对象只能是国家权力条款，宪法委员会只能通过宪法解释来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

为了强化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解释功能，1974年第74－904号宪法性法律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增加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为提请解释主体，旨在强化宪法解释提请的动力机制，这一改革增强了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解释方面的活力。二是扩大了强制解释程序的适用范围，全民公决的法律在其提交公决以前，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以宣告其是否符合宪法。

按此标准，宪法委员会早期的宪法解释在总体上是极为落后的，它更像是一个随意的政治决定。在解释程序上：从秘密和封闭到开放和透明 通常来说，宪法解释机关应当遵循开放和透明的程序进行宪法解释，原因在于，宪法解释不只是通过法律方法来阐明宪法的含义，更是整个国家进行法律商谈和政治整合的过程，用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的话说就是，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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